摘要：回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从她的先民踏上中华大地的那一天起，就与中国这块古老的东方大地及这块大地孕育的中华文明结下了不解之缘。综观回族、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无论其文化载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如何变化，而唯一不变的就是心系中华、共依共存、同担荣辱、一起发展的爱国主义传统，其渊源与回族文化的形成一脉相承，有着丰富的内容。

　　关键词：回族、爱国、历程

　　一、导言

　　真主启示：   “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服从真主，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主事人。”（4：59）“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圣训。

　　今天是大理回民起义（1856年）一百五十三年的纪念日，也是起义失败（1874年）一百三十五年的纪念日，大理市伊斯兰教协会组织十八所清真寺隆重集会，举行纪念活动，目的是缅怀先烈，不忘历史，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回顾回族人民爱国的光辉历程，激发爱国热情，为建设富裕民主文明开放和谐的新大理而作出应有的贡献。

　　大理回民起义由民族英雄杜文秀组织和领导。杜文秀是虔诚的穆斯林，是回族人民的优秀儿子；是一个热爱祖国，拥护祖国统一，反对清朝统治者的民族压迫，反对外来侵略，胸襟广大、深明大义、学识渊博、信仰虔诚的杰出的历史人物。是彻底的革命者，是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是爱国爱教的模范和楷模。是回族人民爱国的光辉历程中最灿烂的篇章。是大理回族人民爱国主义教育不可缺少的一页。笔者写就此文，目的在于让大理的穆斯林，回族人民的后代明白回族人民爱国的光辉历程，全面的了解掌握回族爱国主义的形成和发展，明白回族爱国主义在新时期的作用。

　　回族作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重要的一员，从她的先民踏上中华大地的那一天起，就与中国这块古老的东方大地及这块大地孕育的中华文明结下了不解之缘。综观回族、伊斯兰教在中国发展的历史，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无论其文化载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地位如何变化，而唯一不变的就是心系中华、共依共存、同担荣辱、一起发展的爱国主义传统，其渊源与回族文化的形成一脉相承，有着丰富的内容。

　　二、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源渊

　　回族爱国主义产生：源于顺主顺圣顺从领导人的古兰启示，和“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圣训；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穆斯林虔诚的信仰真主降示的启示——古兰经。而古兰经要求每一个穆斯林要努力做到顺主顺圣顺从领导人，穆圣告诉穆斯林“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伊斯兰文化作为回族文化的主体，对回族民族意识、民族情感、民族心理的形成起着重要的作用，是民族精神要素的第一来源。而伊斯兰文化作为一种外来文化，在中国社会的发展，难免受不同时期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形成了不同的历史发展阶段与特征，这也从根本上决定了回族文化的发展方向，选择合适的发展道路在所必然。表现在爱国主义思想上，则是对伊斯兰文化的发挥与发展，使适合回族在中国社会发展的实际。

　　1、回族爱国主义的产生源于顺主顺圣顺从领导人的古兰启示，和“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圣训。

　　回族爱国主义的产生，第一源于顺主顺圣顺从领导人的古兰启示，和“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圣训。古兰经作为伊斯兰教至高无上的最根本经典，几乎决定了穆斯林宗教与世俗生活方方面面。因此古兰经及其中衍生出的各种法则，就成了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人民社会生活的基本准则。古兰经中有关爱国主义的条文主要涉及三个方面：

　　一是概括的，强调穆斯林应持和平、正义态度，驱恶从善，驱邪从正，当和平、正义道到损害或侵犯时，应为此而抗争，甚至不惜诉诸武力，即为和平、正义而战；真主启示：“被进攻者，已获得反抗的许可，因为他们是受压迫的。真主对于援助他们，确是全能的。”（22：39）“你们当轻装地，或重装地出征，你们当借你们的财产和生命为真主而奋斗。这对于你们是更好的，如果你们知道。”（9：41）“教他们为主道而战吧！谁为主道而战， 以致杀身成仁，或杀敌致果，我将赏赐谁重大的报酬。”（4：74）“为主道而阵亡的人，你绝不要认为他们是死的，其实，他们是活着的，他们在真主那里享受给养。”（3：169） “你们当为主道而抵抗进攻你们的人，你们不要过分，因为真主必定不喜爱过分者。”（2：190）

　　二是在政治生活中，对当政者应采取的态度；真主启示：信道的人们啊！你们当服从真主，应当服从使者和你们中的主事人，如果你们为一件事而争执，你们使那件事归真主和使者（判决），如果你们确信真主和末日的话。这对于你们是裨益更多的，是结果更美的。（4：59）“我必定在大地上设置一个代理人。”（2：30）。

　　三是在现实社会生活中，应热爱自己生养自己的土地，热爱家园及其相联系的一切有形或无形的财富。圣训是古兰经的注释和补充，是古兰经启示的延伸和具体化，是对穆圣言行的记述，是伊斯兰教的第二立法来源。圣训的规定也因此而成为穆斯林个人行为所极力遵循的典例。“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圣训，激励着一代又一代虔诚的穆斯林热爱自己的祖国。圣训中关于爱国主义的内容还分散于世俗伦理道德的各个部分，如平等团结的观念、由爱护家人推而泛爱众生的人道主义观点、劝善戒恶的正义人生观、两世兼顾的积极生活态度以及生降死归的坦然生死观等等，都是后来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理论来源。

　　伊斯兰教传人中国后，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如何妥善处理信仰与现实生活的矛盾。因为伊斯兰教只跪拜真主，不跪拜凡人及偶像。而中国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往往以“真命天子” 自居，是“君临天下”的绝对权威，须接受全体国民的跪拜，不容仵逆。为适应这种实际，解决生存与立足的先决问题，中国伊斯兰教的传播者遂从“伊斯兰”、“穆斯林”的阿拉伯语原意“顺从”、“顺从者”及古兰经、圣训经义出发，衍而挥发出 “顺主忠君”思想，以利宗教发展与现实需要，为伊斯兰教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寻求保护，这也是由当时的社会实际所决定的。后来的汉文译著家们将这种思想加以系统论述和总结，使之成为中国伊斯兰教的重要思想体系之一，对中国穆斯林的社会行为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也成为封建社会穆斯林知识分子爱国思想的理论基础。这在明清汉文译著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近代中国，危难重重，时代要求中华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振作起来，团结对敌，共赴国难。在这场全民救国的大运动中，回族等穆斯林成为其中一支倍受注目的重要力量，他们在国家、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发挥了突出的积极作用。这与中国伊斯兰文化中爱国思想的又一次重大调适、广为宣传有关。因为刚刚经历了清末血雨腥风的民族劫难，回族穆斯林社会普遍地陷人民族自救及与命运抗争的极端境地，其爱国意识、国家观念等正经受严峻的考验。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唤起全民族的觉醒，使其摆脱困境、投入全社会救亡的潮流中就成为摆在回族先觉面前的首要任务。以丁竹园、王静斋、薛文波等为代表的先进分子，果断走上浪尖，以报刊为舆论阵地，直陈国家与民族、宗教及个人的关系，奋力呼吁族人、教胞以国家兴盛为目标，发扬爱国爱教传统，为中华民族自强而奋斗。

　　1906年11月，回族人丁宝臣在“王子贞一人襄助”下，首创白话文《正宗爱国报》，这在当时全国范围内都是比较早、且旗帜鲜明地以宣传爱国为宗旨的进步报纸。其办报宗旨中明确强调：办报的目的是要唤起“黄脸面黑头发” 的人“痛痒相关，彼此相顾，同心协力，共谋同种的幸福，以国土为性命，人人发出一团热力爱国如命”，以“保卫中华……万万年”。其爱国主义情愫历历在目。这反映了当时回族知识分子的觉悟以及以国家利益为重的强烈时代责任感。宝臣之见丁竹园也在《正宗爱国报》上发表题为《爱国质言》的连载文章，指出：“我们的祖宗埋在中国，我们本身生在中国，吃的中国土产，饮的中国水泉，骨肉手足亲戚朋友，全在中国”，不爱中国，何能说得！1908年留日回族学生创办的爱国刊物《醒回篇》中有这样一段话：“甲午战败，庚子再创，外国人之入我国中者，未闻为我区别曰，某也满、某也汉、某也回、某也蒙，而惟肆行杀戮，同归于尽，盖同国如同舟也……至于舟坏复没，则其被难一也。”这均生动而深刻地揭示了身与国、家与国、族与国的密不可分关系，强调了爱国主义思想的必然选择。

　　辛亥革命以后，回族伊斯兰新文化运动蓬勃开展，这一时期的爱国主义反映在思想文化界、民族宗教界，特色更加鲜明。如丁竹园，在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胜利成果欢呼的同时，不忘大声疾呼“清真教人宜速奋起”，指出：“目下，国基初定，外患频来，凡我清真教人，宜速联络，或投身军界，或捐助军饷，为国家出力边疆，折冲御海。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在中国清真教的人，奉的清真教，可全是中国的国民……能把国家维持得强盛了，教门一定亦跟着发达。即是中国人，就当同心努力地维持我们国家大事。没了国，还能保得住教吗？”特别是其中的“保国即是保教，爱国即是爱身”的提法，有如春雷乍响的时代最强音，成为20世纪上半叶回族、伊斯兰教界爱国人士一系列自发爱国行动的真实写照。

　　1929年创刊的《月华》，以其在回族穆斯林中具有的广泛影响，对爱国主义传统思想的宣传不遗余力。如王静斋阿訇，被称为近现代“四大爱国阿林”之一，在回民中享有很高威望。他为阐述族教与国家关系、个人报效国家之道，引经据典，在《月华》上撰文《谨守回族与爱护国家》，指出“爱国是伊玛尼的一部分”，以激发族众、教胞爱国感情。此文具有广泛的号召力，对后来回民各界的踊跃为国、全民抗敌起了巨大鼓舞作用。《月华》同期又有署名“稚吾”的一段感人肺腑的文字，写得荡气回肠，读后催人泪下，爱国情怀跃然纸上，很能代表当时一大批回族志士的满腔爱国激情、一团报国赤诚，把回族伊斯兰文化中固有的爱国主义思想推进到了相当的高度，成为近代回族穆斯林文化运动中最为闪光的部分。

　　2、回族爱国主义的产生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

　　回族爱国主义的产生除了源于顺主顺圣顺从领导人的古兰启示，和“爱国是伊玛尼的一部分”的圣训外，还源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回族文化在中国的孕育、生成、发展，无时不受到中国传统社会汉儒文化主体的浸润。渗透直至深刻影响，无论回族先民乘着热爱中华文化的先机，从学习、掌握到广泛运用这一人类文明优秀成果，积极跻身中国传统社会，参与创造社会财富，还是回族文化从起步起，就使伊斯兰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由碰撞、调适到相互选择、吸收乃至相儒以沫，在回族文化形成后共存共兴，休戚相关，二者都有难以割断的历史联系：

　　其一是：懦家“三纲五常”的伦理道德思想。中国封建社会，至秦汉而达高度统一，为适应统一的政治格局，儒家思想经过改造与重新诠释而一跃为占统治地位的主导思想牢牢把持意识形态领域，成为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文化传统的核心，对中国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回族先民历史起于唐来，从学习儒家文化开始，这一思想体系中首倡的“忠君”思想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步人仕途的回族先民知识分子占主导地位的政治思想，制约着其行为模式。所以这一时期及其以后回族政治人物的爱国热情也就突出地表现在“忠君报国”的实际行动中。

　　其二是：封建社会“忠君报国”、“慷慨赴义”的思想行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思想中的“忠君”并进而“尽忠报国”思想作为封建人伦关系的最高要求，在宋元民族关系错综复杂的特定环境中得到极力宣扬，因而涌现出“杨家将”、“岳家军”、文天祥等脍炙人口、广为流传的爱国群像，鼓舞着一代代爱国志土的英雄气概与献身精神，成为热爱国家、民族的丰碑屹立在人们心中。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虽然步入中国历史不长，但处在封建社会的大环境，回族中依然不乏这类舍身取义的时代人物，如南宋末年的马暨、元末的迭里弥实、用伯颜子中、明代的铁铉铭与平安、明末清初的广州“三忠”等，这也可以作为中国传统思想对回族人行为产生影响的典型例子。这些回族人物的“忠臣节行”虽然有其时代局限性，但作为古代回族爱国主义传统的有机组成载入了史册，是符合同时代人们思维模式的伦理道德行为，因而也受到肯定。同时，也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中“首倡之义”对回族文化的深刻影响。但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回族形成过程中，虽然中国传统文化对回族文化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但正因为回族文化中原核即伊斯兰文化的作用，所以在“忠君”思想中有一定保留。因为伊斯兰教教义规定，君主有保护臣民的责任；否则，事从权宜。这与中国传统文化中无条件的忠孝有明显的区别。正是这种区别的存在，决定了当乾隆中期以后，回族的生存权利受到封建统治阶级民族压迫与歧视政策的挑战时，回族人民开始重新审视忠君思想的合理性，并毅然突破封建秩序的束缚，勇敢地向专制与暴力宣战，甚至将矛头直指最高统治者，“忠君爱国”的重心明显偏向后者。为扫除社会进步的障碍而奉献热血与生命，这也可以说是回族古代爱国主义思想有别于同时代中国传统文化的地方。

　　其三是、反抗侵略、救国安民的思想。中国历史上自秦统一起，朝代更迭，几经分裂、统一的历史演绎，相延2000多年，始终保持基本疆域不变、基本文化不变、基本政治格局不变，统一的时间远远超过分裂割据的时间，而且元代以后基本保持了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其中，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起了关键的作用。而这种凝聚力、向心力的最有力表现就是以汉族为主体力量的中华各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团结一致、共促祖国统一的强大精神追求，这也是古代爱国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在近现代内忧外患的危急形势下，各族人民广泛的反抗侵略、救国安民、不屈不挠、舍生忘死的爱国主义行动构成了中华民族爱国主义历史长卷中最瑰丽的片断，堪为中华民族之中坚力量。受这种传统的影响，回族人民在近现代爱国主义运动中不落人后、贡献突出，代表人物层出不穷，堪称典范。

　　中华传统文化中的爱国主义内容作为回族爱国主义传统的重要来源，得到继承与发扬，与回族顺主顺圣顺从领导人的古兰启示；与 “爱国是信仰的一部分”的圣训中固有的爱国思想交相辉映，共同铸就了回族人民历史上典型的爱国主义精神，在民族历史发展中处处闪现出光辉，以杰出成就名载史册。

　　三、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进程

　　爱国主义作为回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和回族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不是一蹦而就的，而是与回族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相一致，它既体现了回族历史的显著特色，又雄辩地证明了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强大的凝聚力与向心作用。

　　唐代中国，国势强盛，政治上威力远播，列邦臣服，空前统一；经济上百业俱兴，国富民强，物殷户饶；文化上兼容并蓄，融会贯通，繁荣发达；整个国家民族团结，对外交流继汉代后重现光彩，是封建社会发展的顶峰，前所未有的盛世。同时崛起的阿拉伯帝国及伊斯兰文化，与大唐帝国及中国汉儒文化雄峙并立于世界东方，两大帝国、两种文化开始了，于回族来说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交流，回回民族的产生有了良好的契机。东来的阿拉伯、波斯等穆斯林商人，一方面铭记穆圣“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的教诲，以追求真知为目的，对中华文明心神往之；一方面为大唐盛世的经济繁荣所吸引，遂楔而不舍地踏上遥远而艰险的交流路途。频繁的往来与深入的了解以及由短到长、由少到多的定居生活，使其对中国文化由仰慕而介人，“请蕃人子弟” 中开始出现了学习中华文化的潮流，并受到从中央到地方政府的鼓励与支持，其中的佼佼者如李颜升甚至以科举得中进士，时人称其“形夷”而具“华心”。唐德宗贞元三年（787年）长安 4000名啻客“安居不欲归”，说明已心向中华。这可视为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萌芽。

　　宋代穆斯林在中国分布更广、居住时间更长，已多有“五世土生”之人，位列版籍，归为国民，如泉州蒲氏一族；至于新来定居、封侯予爵者也不在少，扎根中国，安居乐业，如赛典赤?赡思丁之先祖。这些人之所以能长留中国，除各种具体原因外，无非皆因“景慕中区”、“心仪中华”而已，而这就是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雏形。

　　元代，因蒙古军的征战并统一全国的战争而大批东迁、分布全国的各族穆斯林，作为回族族源的主体而居中国，共同的宗教信仰、相同的政治命运、相似的文化背景、相近的心理情感，促使其在形成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也同时将赖以生息繁衍的中华大地视为自己新的家园，生息垦殖，安身立命；又因广泛的分布、相对广大的汉文化环境及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必然联系等，使之将中华传统文化因子纳人自己的民族文化之中，最终将热爱中华的爱国主义精神融人自己的血液。这是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重要形成期。

　　明代，是中国历史上继唐代以后的又一次民族大融合时期，也是回回民族最后形成的重要时期。明代“转相化导”的伊斯兰教政策，客观上促进了中国伊斯兰文化与汉文化更深层次的交流，并促使兼具这两种文化特性的回回民族及文化的形成。明代“禁胡服、胡语、胡姓”、“禁本类自相嫁娶”等一系列同化政策的实施，通过通婚、语言文字、社会交往等一系列媒介，加速了回族文化从外形到内容的中国传统文化进程，汉儒文化正式成为回族文化中与伊斯兰文化并行不辞的重要组成部分。加之地域分布的大体定型、民族共同体的稳定扩大、相对宽松平和的社会环境，都决定了回族民族心理与民族情感中对祖国的感情更加深厚，天然的亲和力自然增强。这是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完善与巩固时期。

　　清代中晚期，回族发展充满了艰辛与曲折，民族情感饱受磨难，爱国主义精神经历了严峻的考验。但凭着果敢无畏的勇气与百折不挠的民族团结力量，终于逆境奋起，对非常时期的爱国主义内容作出了圆满的回答，这就是：在民族苦难深重的时刻，一方面反抗剥削，压迫。为求得民族生存与推动社会进步不惜以武力对武力，全民抗急，直至壮怀激烈；另一方面，在民族利益与国家利益不相一致的非常时刻，不惜忍辱负重而维护国家利益，甚至付出民族牺牲的惨重代价。回族的爱国主义思想进一步得到锤炼，成为民族精神中最强劲的力量，发挥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一点在近现代回族历史中得到充分证明。这是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强化时期。

　　回顾总结回族爱国主义思想从萌芽到强化的历史可以看出，由于回族的传统文化中先天的爱国情感与后天的充实、磨砺，造就了其民族特征中典型的爱国主义思想。首先，在思想文化领域，一方面，随着伊斯兰文化在中国的发展、调适，其中爱国爱教的内容被一代代穆斯林所牢记并凝聚在民族精神的内核中，加以继承与发展；另一方面，因为对中华文化的热爱，促使生在中国的回族先民们养成学习汉文化的习惯，并进而加人中华文明的丰富与创造的行列，取得了不凡的成绩，在回族文化形成后，这一传统也得到吸收与继承，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爱国内容也自然融人回族人的心理情感，使固有的爱国主义精神得到加强。其次，在现实生活领域，由于婚姻、语言、姓氏、服饰、居住、社会交往等的广泛影响，以及政治上的参与、经济上的联系，更加固化了文化上的情结，爱国主义顺理成章地成为回族发展的巨大精神动力，也成为回族文化中最为宝贵的财富。正是由于回族历史与文化发展中一脉相承且牢不可破的爱国主义情结，才使得回族人民在近现代纷繁复杂的政治斗争局势中，与国内各民族的绝大多数先进力量一起，始终坚定不移地站在正义的一边，坚决维护祖国统一、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用实际行动谱写出回族人民爱国主义的辉煌一页。

　　四、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深化

　　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由于封建统治集团的腐朽没落及帝国主义势力的入侵，中国封建社会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由威服四海、疆域辽阔的“天朝大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半封建的被列强瓜分的“末代王朝”，国内各阶级、各民族斗争的内容也因之而发生转变，面对对外以卑躬屈膝、丧权卖国为结局，对内以残酷剥削、压迫并血腥镇压为能事的反动统治者，继续进行了不懈的反抗与奋争。但更重要的是，针对帝国主义列强的嚣张凶焰，广大爱国志士普遍以民族大义为重，自觉投人到维护祖国统一、反抗外敌人侵的斗争浪潮中，涌现出一系列先进人物，成为近代中华民族波澜壮阔反抗侵略浪潮中的中流砥柱。回族人民置身其中，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与汉、满、蒙古、藏等民族相比，回族在近代遭受了更大的苦难，除与全国各族人民一起遭受的帝国主义势力入侵后造成的国家危亡、民族负担加重的苦难后果，还要承受封建统治集团上层民族政策改变后严厉的高压手段，甚至经历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的民族抗争后被血腥剿杀的民族劫难，其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但凭着对中华民族共同利益的深刻理解，凭着回族人民顾大局、识大体的民族情，回族爱国主义精神不仅经受住了考验，而且得到发展与深化，引导回族人民在中国近现代革命斗争的风云变幻中始终站在最前列，赢得了广泛的赞扬与肯定。近现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就曾说过：“回族在中国所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要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加入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回族向以勇敢而不怕牺牲著名于世，苟能唤起回民之觉悟，将使革命前途得一绝大保障”。爱国斗土、进步作家鲁迅先生也说：凡到了中华民族的紧要关头，回回人必有所动作。而这种“动作”是顺应着中华民族进步的大潮流的，充分体现了回回民族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

　　正因为具备了这种勇气与意识，才使得回族爱国主义精神在近现代得到进一步发扬，并紧跟时代步伐，在封建社会末期，顺应潮流，最大限度地予腐朽封建势力以有力打击；关键时刻，又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甚至以付出本民族巨大牺牲为代价来换取国家的统一、社会的进步；在旧民主主义革命中，由自发斗争转变为自觉行动，挑起时代的重任，在实现全民族觉醒的基础上达到中华民族的普遍觉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回族的爱国主义思想实现了质的飞跃，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回族人民将本民族的解放与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联系到一起，为消灭剥削、压迫、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理想而迈上新的台阶，爱国主义思想得到进一步的升华。

　　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和深化分为三个方面：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转变；近现代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与深化；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新内容。

　　A、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历史转变。

　　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大背景下，回族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除了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领域的突出贡献外，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忠君爱国”的实际行动上，在当时条件下这种行为都不同程度地得到宣扬与肯定。但经过清代中期民族高压政策的实施与民族生存斗争的洗礼，回族人民逐渐认识到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即使在民族矛盾极其尖锐、民族政策异常反动的情况下，只有在全体受压迫人民共同努力的前提下，回族人民才能摆脱孤立的、遭宰割的悲惨命运，其反抗民族压迫、剥削的斗争才能取得最大胜利。于是，在清代中晚期，回族斗争的形式与内容就开始发生转变，以适应不同时期的历史任务，呈现为近代中国社会特点所决定的多层次特点。具体表现为：

　　1、由“忠君爱国”到“御侮报国”。“忠君”思想是中国封建社会爱国主义思想的前提条件，是封建统治秩序下爱国行为的最高原则，处在当时条件下的各族人民无不受此制约，回族历史人物亦不例外。但在近代社会，由于列强的入侵、中国封建社会性质的改变，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爱国主义增添了新的、更广泛的内容，为维护祖国领土与主权而与外国侵略者所进行的殊死斗争是这一时期爱国主义的首要任务。回族优秀儿女以勇于斗争、不怕牺牲的精神为近代爱国主义历史写下了浓重的一笔，做出了突出的贡献。这些贡献涉及各个时期的各个领域、各个阶层的各种人物，其中包括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回族抗英名将马辰（广东）、杨成龙（厦门）、郑国鸿（定海）以及陕甘绿营军（江浙沿海）、镇江回族等，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的回族将领沙春元（天津大沽口）、马秀延（越南抗法）、左宝贵（平壤抗日）、萨镇冰（甲午海战）、马福禄兄弟（京冀抗联）等以及回族军民在天津、云南、黑龙江、新疆塔城等地自发组织的抗敌斗争。他们在斗争中表现出的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精神与守土有责、寸土必争的感人事迹，同当时清朝政府自上而下普遍存在的投降主义懦弱行径形成很大反差，与同时代涌现出的关天培、邓世昌等英雄一道，已经完全超越了“忠君报国”的时代局限，而发展为“御侮报国”的高尚爱国境界，成为时代楷模，永载史册。

　　2、由“保族卫教”到“出民水火”。1840年以后，清王朝对外政治完全失败所导致国内局势的严重日甚一日，由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大量的赔款导致人民苦难更加深重，贫官污吏遍地横行，人民不堪忍受，反抗烽火同时起于南北。在南方，以太平天国起义为首的各族起义如火如茶，席卷神州；在北方，以捻军起义为主体的汉回起义亦如狂潮，风起云涌。在遍布大半个中国的各地各族起义军中，以持续时间、规模、影响而论，西北回民大起义与云南杜文秀领导的回民起义都是其中的重要力量。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时间几相始终，但由于受历史、地域、文化等差异的影响，这两支代表封建社会回民起义较高成就的起义军之斗争目的却恰恰反映了在反封建剥削、压迫的进步斗争中回族反抗斗争领导人的爱国主义思想特点，也反映了回族反抗斗争的历史进程。

　　西北回民起义源于回汉争讼（实际根源还是当时清朝统治者歧视性的民族政策），起义开始表现为明显的“保族卫教”倾向，后来各家起义领导人的言行、思想均反映了这一点。即使后来起义发展到高潮，清朝封疆大吏均惊呼“剿不胜剿，防不胜防”，以白彦虎、马化龙、马占鳖、马桂源等为首的起义军领袖人物也多声称“事非得已”、“愿为顺民”，仍然停留在“保族卫教”的范畴，只是具体到每个人，有的人意志坚决，有的人委屈求全（虽然只是一厢情愿），有的人妥协退让，但大体未脱出固有局限。

　　云南杜文秀起义起因大同小异，遭遇更为曲折，还曾寄望于“贤臣良将”持中息端。但不同的是，他们后来迅速认清反动统治者的本质，坚决走上义无反顾的反抗道路，提出明确的斗争纲领：“遥奉太平天国南京号召，革命满清”和“联回汉一体，竖立义旗，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剪除贪污，出民水火”，是封建社会回族人民反抗斗争中最彻底的一次，显示了极高的层次，是回族爱国主义斗争的丰碑。

　　3、 由民族自救到民族解放。如果说19世纪下半叶回族人民反抗封建统治秩序的斗争从根本上仍然是为了实现民族自救的目的而进行的自卫斗争的话，那么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新文化运动与辛亥革命中的表现，就已是回族人民为实现民族解放而进行的自觉的觉醒运动。在这段时期内，回族中的先进分子在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潮的影响下，办教育，出报刊、组团体、研学术，从事于广泛的唤醒民众的民族解放运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兴起的回族穆斯林新文化运动，被称为是“近代中国回教徒第一次自觉发动的文化运动”，对20世纪上半叶回族各项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辛亥革命时期，回族人民在孙中山先生“五族共和”纲领的号召下，奋然崛起，在积极投身革命阵营的过程中，也涌现出了罗汉彩（早期同盟会员）、马聪、赵钟奇、王廷治、孙永安（均为云南“护国运动”名将）、宋耀民（黄花岗72烈士之一）、马骥云、沙金海（均为武昌起义功臣）、马玉贵（陕西革命军政府六都督之一）、蔡大愚（甘肃“护法运动”功臣）等风云人物以及“留东清真教育总会”、“成都清真保路同志会’、“上海清真商团”等革命进步组织。他们以实际行动响应革命高潮的到来，为“五四”.运动以后回族爱国主义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文化、组织与人才的基础。

　　B、近现代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发展与深化。

　　1919年爆发的“五四”运动，揭开了中国人民彻底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序幕，普遍接受新思想并经过“五四”运动洗礼的年轻一代回族优秀人物迅速成长并逐渐成熟，成为共产党领导下的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积极实践者和新的历史时期中国人民爱国主义运动与工人运动相结合的典范。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中国人民爱国革命运动的面貌为之一新，中国共产党人以崭新的姿态，给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注人了新鲜血液，赋予其灵魂，即无产阶级的爱国主义思想，它不仅把反帝反封建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而且将爱国主义同争取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实现祖国的社会主义前途联系起来，从而使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运动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使回族爱国主义思想得到升华，回族人民在回族先进人物的领导下，以全新的面貌投人广泛的爱国主义行动中，为这一时期爱国主义历史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这一时期回族爱国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由民族自卫发展到民族自救与民族解放；由本民族的解放到中华民族的解放；由反剥削、反压迫到消灭剥削与压迫。

　　C、 回族爱国主义思想的新内容。

　　新中国成立后，回族爱国主义思想发生了根本性质的变化，并增添了新的内容，回族人民需要进一步继承与发扬本民族勤劳智慧、坚韧不拔、富于创造、勇于开拓的优良传统，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才智，为国家的振兴、民族的兴旺而自强不息。这是历史赋予回族人民的任务，也是回族爱国主义精神在新形势下新的要求。这一时期回族爱国主义思想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发扬爱国爱教优良传统，做社会主义建设的主力军；继承爱国主义优良传统，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自豪感，全身心投入振兴民族、振兴国家的伟业；继承勇于开拓、擅长经商的民族传统，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大显身手；发扬民族团结精神，把本民族内聚力与中华民族凝聚力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社会稳定、繁荣、富强与统一做贡献；发扬回族富于创造的精神，为新时期民族文化的复兴、为灿烂的中华文化再添光彩。

　　各级伊协、回族学会从爱国爱教坚持一个中心；找准位置明确两个目标；勤奋学习提高三个能力，认真履职增强四个意识，不辱使命加强五个建设等方面开展回族爱国主义教育引导工作。

　　爱国爱教坚持一个中心。就是坚持以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为中心。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维护团结稳定的大局以及回族穆斯林群众的合法权益发挥应有的作用。

　　找准位置明确两个目标。就是明确以“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为自身建设的目标；明确以“团结办教，和谐共荣”为健康发展的目标。

　　勤奋学习提高三个能力。就是不断提高把握方针政策能力；不断提高团结引导能力；不断提高自我管理能力。

　　认真履职增强四个意识。就是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责任意识、服务意识和学习意识。增强大局意识，就是要时时处处维护民族团结、国家稳定、社会和谐，以祖国统一的大局为重。增强责任意识，就是要充分发挥伊协组织、回族学会与“党和政府联系回族穆斯林群众桥梁纽带”这一核心职能作用，为消除不和谐因素，促进社会和谐作出贡献。增强服务意识，就是要增强为国家大局服务的意识，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意识，为广大穆斯林群众服务的意识。增强学习意识，就是要不断学习、正确领会党和国家的民族平等，宗教信仰自由政策，结合时代研究古兰、圣训、教义、教规，对古兰、圣训、教法做出符合古兰、圣训、教法精神又结合时代的正确解释。不断学习和树立科学发展的观念，进一步推动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

　　不辱使命加强五个建设。就是进一步加强伊斯兰教协会组织，回族学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文化建设、制度建设和工作作风建设。最终做到：常怀敬畏之心，立代主治世之志，谋中正和谐之道；兴遵经守训务实之风，立创新发展之论；聚全体穆斯林之力，创兄弟团结之境；兴利族利教之言，办取主喜悦之事。